記者_郭麗萍 徐一斐 廣州報道 攝影_盧慧明
  父輩的孤獨
  林遠途在50歲之時辭去局長職位,打算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他還沒想好事情的具體內容。在贛中的小縣城裡,林遠途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他事業小有所成,家庭和滿幸福,唯一的女兒林遙在八百餘公裡外的廣州工作。但這個有舊派文人風範的中年人覺得環境逼仄,缺少真正的朋友。和女兒的電話交流被他視作一個溝通的出口。
  今年8月,在林遙大學畢業工作的兩年後,經數次邀請,林遠途才和妻子一起,在女兒租住的房子里獃了一個星期。林遙回憶起那次經歷,覺得並不十分愉快。
  她多數時間忙於工作,期間抽出兩天和數個傍晚,陪著父母在城裡轉了幾圈,吃了幾次晚飯。那些天,父親顯得特別嗜睡。不論上午下午,在家裡捧著本書、端著iPad的時候,都能在沙發上打盹兒睡過去。這種並不美好的狀況,在臨別前兩天爆發。林遠途曆數女兒的萎靡不振,覺得她生活封閉,沒有朝氣。
  這不是父女代際的矛盾。林遠途還能跟成年的女兒保持對話,比如討論文化和人生問題。但林遙確實對保持兒時那般密切互動心存抗拒。“我希望能有自己的生活,同時相信自己的判斷力,覺得可以拿主意。”林遙說,“他們愛女心切,很多事情容易放大來看。一點小問題會引發一場地震,我不願讓他們過多操心。” 林遙察覺,自己離家在外,慰藉父母的孤獨,不是把他們接到身邊就可以滿足的。
  林遙把那次訓斥看做父親生活節奏被打亂的不適應情緒。他的生活原本是這樣的:正常下班,去羽毛球場打球幾小時,之後和球友找個小飯館,喝兩瓶啤酒吹吹牛,再接散步的母親一起回家,睡前看書。
  這造成了一種微妙的境地。林遙知道父母和家是自己的大後方,遇到問題卻羞赧於向後方求助;對子女的牽掛是父輩失陪感的重要來源,但父輩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失陪感一時無力消解。
  一項調查指出,41.8%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工作後沒有與父母在同一城市生活,主要原因包括“沒有能力把父母接到自己所在城市”、“父母不願離開故土”、“父母不適應外地的生活”。
  林遙明顯感覺父母開始衰老。工作第一年,她的母親開始長期服用降壓藥物。前不久,林遙的父親連續兩天,在羽毛球跳殺動作中,落地不穩,摔倒。一次傷了手腕。這在他二十多年的球類運動經驗里,都是不曾有過的。
  她總能體察父母的孤獨,尤其是父親。林遠途細膩、敏感、清高,覺得自己還要追求更高質量的生活。“他覺得人生任務並沒有完成。所謂的安度晚年,是他絕對接受不了的。”當身體機能的衰退和仍然激越的人生訴求相撞,痛苦在所難免。
  林遠途是家中的老來子,靠一己之力考入大學,但為了陪伴年長的母親回到縣城,為糊口和體面生活,入機關工作。他知識分子情結很重,始終想在文化領域做點有意義的事情。“他的不甘,源於工作和志趣間的張力,以及自身見識和周遭環境的落差。”林遙這樣分析。
  敏感的心性並不會因為年紀的增長而磨損。父母的失陪感,最終仍指向心靈的孤獨。這種孤獨,用林遠途的話說,是“有限生命面對無限存在的愴然”。
  父母的失陪狀態會給子女帶來影響。林遙的朋友文靜至今念念不忘,數年前在母親的日記里看到的“女人很孤獨”這句明顯指向自身的話語。金鳳則對父母滿懷愧疚,覺得自己還沒有取得成績,告慰留在農村的父母親。這是一類想法。另一類想法是,子女認為父母因為自身生活單調,甚至沒有那種意識去考慮自己想做什麼,到後來都把希望寄托在離家的子女身上,必然會感到孤單。
  圍繞父輩同齡群體的心理,林遙和父親曾進行過一次深談。林遠途把同代人心裡的負面情緒歸結為失落、焦慮和恐懼。這些情緒來自於:身體活力、思維活躍度和創造力的降低,社會性評價的止步不前,以及,面對疾病或死亡的思慮。
  略顯悲觀的論調點出了一代人危機感的源頭所在。“所謂安寧、快樂的老年生活,本質上是不存在的。”林遠途告訴林遙,“那些錶面上過得熱鬧的人,多是逃避的態度。他們不敢觀照孤獨的內心。”
  廣場舞在各大城市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獨生子女、流動家庭、老齡化社會三者作用下,日益嚴峻的中老年人失陪、內心深處孤獨的嚴峻問題。衛計委發佈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4》指出,中國家庭面臨的挑戰一是流動家庭和留守家庭在兒童養育照顧、老人贍養、夫妻關係等方面面臨困難;二是快速老齡化給家庭養老帶來壓力,老人精神慰藉的需求難以得到及時滿足,獨居老人、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突出。
  黎笑梅是一位獨居老人,3個子女因為工作太忙都不在身邊,但生活依然過得充實。81歲的她還延續著幾十年的習慣,每天五六點起床,先和五六個泳友坐公交車從廣州市海珠區去番禺的麗江花園游一個小時泳,再一起到茶樓坐到午後,回家睡一覺、看看報紙,白天就差不多過去了。
  這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還是微信用戶,有自己的好友圈子。她知道怎麼將白天安排得充實、健康,街道安排的居家養老服務員也會時不時地上門探望、幫忙做衛生,甚至送來自己做的糕點。
  不過她也有自己的隱憂。她擔心晚上一個人時,身體萬一齣問題沒人知道。因為私立養老院太貴,黎笑梅準備申請海珠區公辦的社會福利院,那裡有200張床位,但長期供不應求。
  專門致力於長者服務工作的社工葉莎莎介紹,有些老年人離家人遠,擔心沒人照顧,或者不想成為家人的負擔,就會考慮選擇福利院。
  根據葉莎莎的觀察,多數身體狀況比較好的老人,會比較樂觀,但也有個別老人因為家人不孝順,出現情緒低落,甚至想要自殺。這就需要社工重點跟蹤,瞭解他們的真實想法,並聯繫家屬提醒多來看望。
  廣東省人民醫院主任醫生林勇強擅長家庭問題方面的心理咨詢和治療。他在臨床中發現,相比較伴侶、子女,老年人在“失陪”問題上更為突出,是老年抑鬱症的一大誘因。
  林勇強說,老年人往往會體諒孩子,不會把自己的孤獨感表達出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不僅需要經濟、生活方面的照顧,更需要“精神贍養”。子女首先要有陪伴的意識,而陪伴的形式可以多樣,比如多打打電話關心、問候。而減少老年人孤獨感的,最有效的是老年人有自己的興趣愛好,這樣就可以從中找到樂趣和伴。
  中年的憂傷
  在“社會個體化”的趨勢里,失陪者的群體日益壯大。缺乏陪伴的群體的構成,包括老者、中年、和年輕人。在流動性極大的社會結構里,幾乎人人都有成為失陪者的可能。
  一項調查顯示,70%的人不能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有了伴侶後這個比例上升到74%,63%的都市白領每年只有不到三次的家庭聚會,高達74.4%的人群平均每天陪伴伴侶的時間不足一小時。
  郎朗身處盛年,但跟林遠途一樣,是失陪者的一員。自從2013年初跳槽之後,他便在現實中上演了一部“雙城記”,工作日在深圳,周末回廣州陪家人。他的妻子女兒生活在廣州,父母在2000公里之外的山東老家。他去年的生活可以歸納為幾個數字:廣深高鐵車票84張,行程近9000公里;全年26次飛行,累計行程3萬多公里;在深圳和外地時間超過230天,而廣州只獃了130天。
  郎朗原是廣州一家財經報紙的記者。在跳槽之前的十年的時間稱得上理想,工作時間很自由,可以半年不用去報社,雖然一年要飛五六十次,但出差時間不長,大部分時間是在家辦公,有充足的時間陪在太太身邊,周末可以去郊區的房子種花養草、釣魚、騎自行車,每年還可以旅游10次。
  但同時他也察覺,在一個行業做了十年之後,已經缺乏挑戰,惰性取代了興趣,而新的互聯網行業令他充滿嚮往。
  2012年底,在女兒楚楚出生後一個月,他做出了一個轉折性的決定:離開供職10年的記者崗位,轉型跳槽。在得到家人的支持後,他寫了一篇在網上傳播率頗高的文章《一個10年老記的心聲:我為什麼要離開》,作為告別這個行業的句號。
  當初跳槽選擇工作地點的時候,郎朗給自己划了一條不能突破的底線:離家兩個小時車程之內。雖然北京上海有大把機會,但畢竟離家太遠,而廣州在互聯網行業又寂寂無名。他最終選擇了深圳騰訊:從公司出發去高鐵站,到下高鐵到家,在可控的兩個小時以內。這樣他就可以工作日在深圳忙碌,周末回廣州陪伴親人。
  在入職之前,他跟領導提出條件,周五必須提前下班,不可能加班,工作絕對不能占用周末。周末在家的兩天,不管多累,郎朗更多地會把手機放在一邊。有段時間他告訴同仁,周末群里關於工作的討論,他是一定不會參加的。
  “我要保證這個時間是陪女兒的。看似不是很職業,但這是我個人的原則。我儘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工作和生活儘量做好,做不到絕對的平衡,只能說儘量做好。”郎朗這樣解釋自己諸多要求的原因。
  但轉變軌道之後,郎朗發現自己還是被工作裹著走,停不下來了。以前做記者還能每天讀100頁的書,看看喜歡的臺灣文藝片,但現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十點上班,往往要到半夜才下班,強撐著眼皮看3頁書就進入睡眠模式。
  郎朗在深圳蝸居的住處養了貓、蠶、刺蝟,已儼然是個動物園。離開廣州到深圳工作,對於許多年沒有獨立生活的郎朗來說,也是個挑戰。剛開始他特別不適應,每周五回家的心情特別急切,見到女兒後特別高興。在深圳辦公室加班到凌晨的時候,他不禁重新審視自己的決定:到底是為了什麼?與媒體圈的老友聚會,有朋友說他看起來明顯憔悴了很多。郎朗錶面上說是看世界杯熬夜導致的,但他心裡明白,顯然這不是主要原因,應該考慮下現在這樣的生活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與工作的平衡很重要。
  離開媒體的時候,郎朗說過要在接下去的15年、25年的時間里,在一個新的崗位上有新的突破。到了企業之後才發現,做記者只是在外圍打聽一些事情,核心的東西接觸不到。當你從鏡子的一面,走到鏡子的背後,才發現那面是水銀。“運營中為什麼會出現問題,跟企業一塊成長,對一個人來說是另一種提升。”郎朗這樣勉勵自己。
  而接近中年,生活的壓力和責任也越來越大。“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壓力,我上有老下有小,每個月要還一萬多的房貸,就必須要有一份足夠高的收入。想要有更多的收入,要升級,就有各種各樣的壓力。”相較年輕一輩,郎朗慶幸自己在房價暴漲之前買了房。
  但如今,日常生活中的離別讓人備感煎熬。每次出門上班時,妻子楚媽會抱著女兒到電梯門口跟他揮手告別。看著女兒在電梯關上的時候不舍地在那拍門,郎朗總忍不住眼眶泛紅。一家人再次見面得是5天之後的下一個周末了。
  8月份,休年假那段時間,郎朗深感分身乏術的困惑。作為獨生子,父親住院需要他陪;作為丈夫和父親,妻子和楚楚在廣州需要他陪;作為負責人,工作上又有一個團隊在翹首以盼。“我說這怎麼辦啊?特別困惑,我總不能今天在山東,明天回一趟廣州,後天去趟深圳吧。”
  他覺得,《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肯定也遇到了很多麻煩,才想到用一種魔幻、神話的方式來把自己的需求表達出來。如果可以,36歲的郎朗倒是很想找菩提老祖學習七十二變的法術。以便在分身乏術的時候,他能像孫悟空一樣拔幾根猴毛,變出幾個自己。
  這是這一代人的常態。他對兩個家庭負有陪伴義務,他自己也成了一個陌生城市中失去陪伴的人。中年失陪者的特殊意味在於,一方面,他似乎握有全部主動性,為工作遠離了父母和妻女,讓他們缺乏陪伴,對他們滿懷歉疚;另一方面,他們也是缺乏陪伴的人,也會孤獨,並因為第一方面承受了更大壓力。
  平衡需要修煉
  最終,郎朗還是藉著休年假的機會回了趟山東老家。因為頸椎管狹窄壓迫神經,郎父這幾年手腳發麻,行走不便。醫生都建議用手術方式來解決,他在父親身邊陪了十多天。這種陪伴在父子的關係中實屬難得。
  郎朗18歲便離開山東在北大上了7年學,然後南下廣州做了10年的記者。上學時候,每年還有寒暑假能回家獃兩個月,工作之後,每年回家的機會屈指可數。
  前些年,郎朗每年會把父母接到廣州住幾個月。老人無法適應廣州的文化、氣候、語言。他們在老家濰坊買了房,以便能夠留在熟悉的生活圈子裡。
  父母不在身邊時,他保持每周給他們打一兩次電話的頻率。在兒子這個角色缺失的情況下,郎朗委托堂弟和親戚幫忙多關照父母。減去走親訪友的時間,在家跟父母真正在一起的時間屈指可數。郎朗明白,老人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陪在身邊,所以回家的這些天儘量減少應酬,多陪他們一起聊天。
  在定義自己的父子關係時,郎朗還要重新審視自己做的決定:孩子成長的過程中離開爸爸,會不會缺乏父愛?
  他喜歡“平衡”這個詞,在工作和生活之間、在孩子和妻子之間(回家不能光陪孩子玩,不理太太)、在父母和岳父岳母之間……“要做到游刃有餘,需要一個人的技巧、藝術,還需要修煉。”
  郎朗覺得自己對家庭充滿歉仄感。他說,提起女兒,他感覺心酸。楚媽告訴郎朗,有時楚楚會對著爸爸寫過的書上的作者照片,抑或是印著父女倆頭像的抱枕,用稚嫩的聲音叫爸爸,還笑個不停。他不在家的時候,楚楚經常自言自語,把爸爸的照片親了又親。那張照片也是郎朗正在使用的微信頭像,他低頭端詳著懷裡剛出生的女兒,兩人在窗前留下輪廓鮮明的剪影。
  郎朗抑制不住這種對家人陪伴不足帶來的愧疚感和心酸。因為只有周末時間陪女兒,郎朗發現有段時間女兒跟自己疏遠了。每天遠程的電話視頻代替不了親身陪伴,有一段時間楚楚不喜歡叫人,回家的時候,也只是自己玩自己的,跟爸爸不是特別親近。只有在春節和年假朝夕陪伴了十幾天之後,女兒才恢復對他的親昵和依賴,有時候只要爸爸抱。
  看了第一季的《爸爸去哪兒》之後,郎朗學著那幾位往常因為工作等各種原因沒有時間陪在孩子身邊的爸爸,在2013年的尾巴,郎朗給妻子和女兒寫了一封信:
  “過去的一年爸爸陪你的時間太短了,這個短期內可以無法改變,但是爸爸承諾會儘量多陪伴你,更長的計劃是回到你和媽媽的身邊,我不想錯過與你一起分享成長的過程。”
  成為“失陪”的丈夫、爸爸前,失陪者吳磊也經歷了一場思想鬥爭:事業到達一個高度以後,個人能力好像不夠,他感覺很難再往上走了;但再深造意味著作為一個父親,在孩子很關鍵的成長時期,我的角色可能會有缺失。因為海口沒有好的高校,當初選學校的時候,吳磊的備選項里有中山大學和離老家近的武漢大學,他打算讀在職,每個周末從海口飛去上課。
  從長遠考慮,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犧牲當下是“失陪者”說服自己的理由。吳磊依然不能確定到底正確答案是什麼:“可能是正確的,也有可能若干年後覺得是錯誤的。”
  回頭看的時候,吳磊為創業初期沒能有足夠的時間陪伴老婆,深感內疚。創業前,吳磊在汽車企業有一份輕鬆、體面的工作,收入中上,周末還可以和老婆、朋友騎自行車、踏青、游公園、逛街。但看著領導和公司的其他同事,吳磊感覺好像可以看到20年後的自己,那不是他要的生活。
  在老婆的支持下,2009年吳磊拿出所有積蓄開始創業。第一年,原先安逸、穩定的生活節奏完全打亂,吳磊每天忙到半夜一點鐘才回家,早上六點鐘就起床出門。看著自己的公司像一個新生兒一樣,每天都在變化,一直往上走,這讓他充滿了亢奮感。
  他和老婆兩人的感情在那個時候出現了最嚴重的危機。他在家的時間,都是老婆睡覺的時候。兩人都覺得對方不夠理解自己,都覺得委屈,有半年的時間基本不說話。老婆覺得吳磊在家時間少,不夠關心她;而那時候他覺得老婆不理解、支持自己:“當時對失陪沒有愧疚,我覺得我這麼累這麼辛苦,都為了這個家庭,不是出去玩,家裡人是最應該支持我的,不要要求我太多。現在想來,這種想法是需要做修正的。一個人很忙,是因為沒安排好時間,沒掌握好重點。”
  從第三年、第四年開始,吳磊就基本把工作交出去了,開始有更多的時間陪妻子,而妻子在有了女兒之後,變得非常溫柔、善解人意,吳磊工作上遇到問題的時候,會得到老婆的鼓勵。入學前,吳磊特地帶家人在海口的五星級酒店住了兩天,當作放鬆。
  採訪當天,吳磊說從8月底開學算起,自己已經21天沒回家了。他每天給家裡至少打兩個電話,中午一個、晚上一個。電話一響,小家伙就會在電話那邊說:爸爸,我好想你。
  他已經計劃好,國慶帶她們出去旅游。為此,他還推掉了一門很喜歡、很重要的選修課。“那個課我以後可以選,我太想他們了。”
  為調查中國家庭親子關係,《南方都市報》在今年暑假採訪了100個孩子,發現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普遍存在父親陪伴過少的問題。在這個名為“爸爸,再不陪我,我就長大了”的系列訪談紀錄片里,一位13歲的孩子說道:
  “因為長時間沒跟爸爸見面,所以我覺得我跟我爸爸之間的感情,還不如我跟我同學之間的感情,至少我跟我同學能天天見面,在一起玩。”
  吳磊常常會被問到畢業後的打算,他對以後的選擇感到迷茫。“我的迷茫不在於我不清楚自己要乾什麼,而是在家庭和事業之間,我還沒找到平衡點。要麼在北京、上海找個好點的外企或者出國,但就得跟家人分開;要跟家人一起的話,就要回到海南去,而海南沒有很好的環境、機會。最後更大的可能是選擇跟我家人在一起。”
  城市游民
  林遙是年輕失陪族的一員。她未婚、心性敏感、受過高等教育、離家在外工作。同時,她自覺漂泊,尋求理解,對未來略顯悵惘,牽念家中亦失陪的父母,卻對少時那般密切的交流保持抗拒。此般感受並非孤例,它散見於林遙的同齡人身上。“孤獨不會是常態。”林遙的朋友陳亮體味,但它時不時會從生活的間隙冒出來,影響自己。
  這群城市游民的失陪感和孤獨感容易被忽略。他們跟衰老無關,不似“獨居老人”群體影響社會良善運轉,激發關註同情;生活看似充滿可能,難以沾染絕望的危險氣息。但他們仍然遭到失陪的威脅。剛起步的事業、沒組建的家庭、未確定的生活路徑,給上述威脅創造易產生效力的作用環境。經歷和感受並不隨時間消逝,會變成記憶長久影響,尤其對於那些敏感的心性。在此種意味上,他們的失陪感應當被重視。
  林遙開始失眠,她的失眠經歷不同的階段。她強迫自己每天準時上床,翻幾頁書就關燈躺下。閉上眼睛,紛至沓來的想法占據思維,她無法平靜入睡。想法的品類雜亂,包括回味睡前閱讀的文字,安排次日瑣碎工作,偶爾思考自己渴求的生活方式,實在沒有什麼問題,就想想白天穿什麼衣裳出門。翻來覆去,枕頭硌得頭疼,她爬起來一摁手機,凌晨三點多了。
  她試過很多方法抵禦,睡前跑步、聽舒緩音樂、用很熱的水洗澡,均告無效。她乾脆不去想失眠這件事兒。結果是,她對著電腦或書本,睜眼到晨光熹微。最嚴重的一段,她在清晨下樓,拎著一碗粥回家喝完,才能倒頭睡上兩三個小時。她精神萎靡,害怕黑夜的到來,一感覺到天亮就有巨大的挫敗感。
  這是林遙來廣州的第二年,全然陌生的環境中又很難找到人傾訴。失眠於一年前已有徵兆。林遙回想,一天行將結束的時候,她總要找些看書、看電影等所謂“有意義”的事情填補,過多占據了應屬睡眠的時間。
  從同齡人那裡,林遙聽過各種各樣失眠的遭遇。比如,凌晨四點出去,看著城中村裡夜市留下殘渣滿地,老鼠成群結隊竄過馬路,坐在麥當勞吃包薯條;比如,像陷在黑色的不明物體里,不想睜眼,但也無法沉沉睡去;比如,能清楚聽到窗外的雨聲、空調的動靜,閉著眼聽一整夜……這些場景屬於林遙一代的失陪者,亦離家孤身在外地。
  父親能感覺到女兒的孤獨。他給林遙發過一篇周國平對獨處的論述,當中的勸慰意味不難理解:獨處是一種能力,你要能夠面對自己,才能夠形成豐沛的自我。要安下心來,建立起生活的條理,用讀書、寫作或別的事務來驅逐寂寞。
  在金鳳心裡,失眠也生根發芽,催化劑是一段愛情的逝去。一個人唱K、看電影是他的雷區。他有過誤買情侶座的尷尬,曾經迷上深夜裡對著“唱吧”APP唱著悲傷的情歌。他向記者抱怨,“所有的節日都變成了相親節、約會節和送禮節。”與節日相伴的熱鬧商業氛圍,略殘忍地提醒陪伴的缺失。孤獨自有其慣性。金鳳好踢足球,但他寧願跑去陌生的場子,不願在踢球的同時加上跟熟人寒暄的負擔。
  工作是金鳳更大的痛苦和動蕩感來源。在佛山工作兩年,從第一天到今天,他始終明確自己不會再那裡安定。他不喜手頭工作,覺得無法實現自身價值。這被他視為自己失陪感的源頭,即人生沒有找到寄托,對當下缺乏熱情,生活顯得死氣沉沉。
  “我不願用傷春悲秋來形容自己。”金鳳說。隱含的話語是,他認為自己心靈敏感纖弱。這跟性情和年紀都有關係。跟金鳳同歲的文靜對失陪感很坦然。她從小優秀,自我要求很高,但生活並不能滿足一切期待。文靜需要上夜班,日夜顛倒的生活影響朋友圈的擴大和交際,身體發出的不好信號讓人困擾,比如額頭的痘痘。最糟糕時候,她上網翻找各種無意義的網絡文學,讓自己充滿代入感,邊看邊哭泣。
  文靜的同學兼同事李樵曾在朋友圈抱怨:“手無縛雞之力到打不開礦泉水瓶蓋,體重到了大學以來的最低值,上個樓氣喘。”她認為眼前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虛弱道路。
  八零後這代普遍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們是集中向大城市流動的第一代。遠離鄉土,強調個人權利,他們努力適應與社會關聯鬆散的現實,生活更加原子化。同時,所處社會環境決定,地域的變動難以帶來階層躍遷,這讓人沮喪。他們孑然一身,滿懷鄉愁,又不願回去。顯然,缺乏陪伴指涉的更多是心靈。面對現實而有力的生活,年輕心靈的脆弱集中於,他們缺乏遭際,對某些純粹乃至終極的議題持有憧憬和追問的能力,“意義”即是一例。用通俗的話說,他們還不夠接地氣。
  與孤獨共處
  對於林遙來說,知乎上有一個問答更契合她的處境:“長時間一個人獨處會得抑鬱症嗎?怎樣避免?”得票第一的回答的邏輯是:長時間獨處歸因於個體對人際關係要求太高、期待太大,欲交友而不可得,主要是因為個體的矯情,沒有接受許多人際交往,只是“膚淺的酒肉關係”,“就和你去洗個澡蒸個桑拿一樣,只需要輕輕鬆松就可以了”。
  這是林遙無法接受的,它顯得簡單粗暴。林遙覺得生活應是清明,不需要太多的人際交往也可以維持。喧囂的往來,絕非生活的必需品。這可以在文靜對婚姻的觀點中嗅到相同的氣息。雖然家中不停介紹、催促,文靜拒絕匆忙邁入婚姻。她的說法是:我可以擔負自己的工作,且生活得不錯,為什麼要隨便把自己托付給不一定對的人。
  二者的共通性在於,她們雖然被失陪困擾,但都想葆有符合精神層面要求的生活。這跟兩人的受教育程度相關,還體現了在個體與社會的關係中,“社會個體化”的趨勢。“社會個體化”指的是“個體日益從血緣、地緣之類的社會紐帶和約束中脫離出來”,變得越來越孤立和原子化。個體在追求自由的同時,對傳統意義的家庭、親屬、鄰裡關係的需求日漸淡薄,必需的社會聯繫越來越少了。
  於她們,交際和結婚生子這傳統上必備的社會化步驟和“普通的幸福”,就變成了更高層面的精神需求,更難被滿足。
  李樵受訪時總強調,一定不能把失陪感寫得柔弱而煽情。“我們容易有失陪感的背後,是僧多粥少、資源分配格局下的競爭,是從農村走入城市的階層躍遷的困難,生活方式的改造過程。”換言之,是上升通道的逼仄和相伴的無奈。“我父親只希望我不要再聞牛屁股。”研究生學歷的金鳳,已經完成父輩的寄托,但他顯然不能滿足於此。他對人生有更大的志向和訴求。
  對失陪者來說,他們永遠在憧憬一種消解孤獨的方式。但短期內,年輕人向大城市的匯流是不可逆的。此外有終極的因素。對個體而言,孤獨是本質的狀態。離得再近,心靈也不可能被完全撫慰。更好的方式,是面對它、承認它,試圖與之相處。
  隨著年紀的增長和階段的變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會組建家庭,事業開始成型,生活趨向穩定,失陪的感受會稀釋。對他們的父母,隨著子女的安定和自身年紀的進一步增長,如果他們選擇和子女一起生活,這也多少緩解他們的心頭之寂。
  郎朗在深圳的時候,楚媽也努力在生活、各種愛好和陪孩子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去年她開始學素描、國畫,她的瑜伽練得特別好,是小區里的老師。楚楚小的時候,晚上八點鐘睡覺,她還能有時間去練練瑜伽,但楚楚大了些之後,十點多才肯睡覺,她就沒有自己的時間了。儘管她一直很支持郎朗的事業,但有時也會偶有抱怨。
  楚楚非常喜歡讀書、看繪本,周末回家之前,看到好的玩具、繪本,郎朗都會提前買好。楚楚還不會走路的時候,生活半徑小點,郎朗就陪她在小區或郊區的房子玩。慢慢會爬會走會說話之後,動物園、海洋館、美術館、熊貓展……主要是適合小孩的玩,每個周末郎朗都會儘量帶楚媽楚楚一起去玩。
  給孩子的陪伴太少,郎朗擔心女兒會安全感不夠。楚媽看了很多兒童教育的書,她安慰郎朗說,不要老覺得不能陪伴有愧疚感,即使愧疚感沒有表現出來,但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孩子。雖然他不常在楚楚身邊,但給孩子的愛,不比其他的爸爸少。
  網上一句流傳很廣的話: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莫過於我們坐在一起,你卻在玩手機。當看到家庭聚餐時,兒孫們都端著手機或平板電腦低頭忙著玩游戲、刷微博時,山東青島的一位爺爺憤怒地摔了盤子離席。陪伴,關乎時間,更關乎質量。人們對於優質時間(Quality Time)的判斷標準已經取得共識:陪伴形式,以及是否全心全意。
  郎朗一直把楚媽視為靈魂伴侶,各種問題、困惑能有深入和順暢的交流。工作忙、“雙城記”的生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讓兩人之間更加包容、更加珍視在一起的時間。今年的1月10日,郎朗與楚媽攜手度過的第7個領證紀念日,征求了她的意見之後,郎朗借回廣州拜訪媒體的時機提前回家陪她逛了街,沒有講究任何形式。不過8月在上海出差期間,郎朗還是給楚媽訂購了薰衣草永生花。他明白:“其實我回家才是最好的禮物。”在隨後的年假里,一家三口朝夕相處了半個月,那是最難得的奢侈品。
  (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原標題:失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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